方：极其危险是什么意思？ 黄：最近我在嵩山会议上有一个发言，就是讲这个问题的。
持守着大悲之心，但并不停留于此，而是从这个视点出发，逆向地突入现实的最底部，在那里把握住从来就是被忽视的内容，这是一种下降，也同时是一种上升，这就是太炎的唯物论。第二种我是从分别我执而来的我。
这也实际上是最合用也最具普遍性的一种认识。计唯物者，虽不知圆成实自性，犹据依他起自性。猎人根据野兽的脚印，能判断它的种类，根据野兽的屎，能判断出它的肥瘦。[20]独头意识，也就是不随着前五识而起的，只在定中、散位、梦中等生起的意识。我就是众生这一太炎佛学的独特逻辑，也可以在唯识学的一般理论中获得说明。
因为他发现，所有那些动听的名目都在暗暗地吞噬革命，只有愿吾党与彼党俱仆，才是至洁白者也[56]。[54]转引自孙歌，《根据地哲学与历史结构意识》，收入汪晖、王中忱主编，《区域》，2014年第1辑，第253页。中国人关于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宇宙与人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尊严与价值、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等学问，当然都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哲学的特性，例如喜用‘隐喻与‘叙事，表达‘形象——观念，并与默观、艺术、道德与历史经验不可分割。我们讲方法论，即不以西方范型为框架的中国人文的方法论，破除将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方法作为普遍方法的迷信，理解中国哲学范畴、价值、意境的特殊性及其普式化。反思不是全盘否定或恣意的无根据的乱说。美国学者史华兹说：不能设想，诸如自然、理性、科学、宗教和自由之类的术语能够与诸如‘道、‘理和‘气之类在中国文化内部同样有着复杂历史的术语恰好吻合。
宇宙的发展不必依赖任何外力，中国哲学的气论与宇宙自生、创生的观念是各派哲学的共识。历史上的中西哲学家所面对、关注、解决的问题有相似性和差异性。
本根论讨论的是道、太极阴阳、气、理气等。不仅今天所谓中国、印度、西方、阿拉伯、非洲的哲学类型各不相同，而且在上述地域之不同时空中又有不同的、千姿百态的哲学传统。由此，人类赖以生存的宇宙是一个无限的宇宙，创进的宇宙，普遍联系的宇宙，其包举万有，统摄万象。因为，必须有深刻的同情的了解才能做好哲学思想史研究，而同情的了解要靠相应的才具。
当然，中国有盘古开天的故事，西南少数民族有类似传说，但基本上是晚出的，公元3世纪才有最早记载，可能与印度传来的创世神话有关。（三）、内在性的批评与思想的训练 如何历史地、相应地诠释中国哲学，值得我们思考。张先生这一著作的特点是凸显了中国哲学自身问题与课题，以解读中国哲学的范畴为中心。中国哲学有关天道、地道、人道的秩序中，含有自身内在的逻辑、理性，乃至道德的、美学的、生态学的涵义。
我认为这只是存在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而并不存在于现实中。我们认为，凡是思考宇宙、社会、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
海外一些汉学家的成果，我们相当重视，例如葛瑞汉、列文森、史华兹、狄百瑞、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安乐哲教授等。（四）、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 中国文化特别凸显在道德文明层面，并且用道德取代了宗教的功能。
孔子、老子、《周易》、禅宗、宋明儒等都主张一种简易精神，强调大道至简。五四以来，片面的、平面的西化思潮和教育、学术结构与体制，使得我们这一代甚至前后几代人逐渐丧失了解读前现代文明（或文献）的能力。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亦包含了一定的人道精神、道德价值。（二）、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 中国人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我们把中国哲学的精神与特点概括为以下七点：自然生机、普遍和谐、创造精神、秩序建构、德性修养、具体理性、知行合一。传统民本主义主张：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印度佛学中的哲学体悟与哲学义理在中国经过了佛学家们格义、创造性误读到消化吸收、融会贯通、自创新说的过程。长期以来，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纯粹精神是宇宙的创造者。
文化与哲学传统本来就是流动、变化的。《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天是万物的最终依据，天不是与地相对的物质之天，而是作为自然界整体意义的自然之天。钱新祖认为中西人文主义是两种不同类型，中国是内在人文主义，西方是外在人文主义。
儒家有其言责，批判与主动建言，为广开言路而抗争。这种知、感、悟是体验之知，感同身受，与形身融在一起。入乎其内，而后才能出乎其外，这是研究一家哲学的不二法门。这并不妨碍问题意识的产生，而是尽可能避免武断专横。
成中英认为，西方古典的形上学是寻找本体的诠释，而他所探讨的中国诠释学是基于本体的诠释。今天，我们的解释学处境是在中外古今之间，其实中、西都是流动的、变化着的。
所谓生机的自然主义，指中国哲学认为自然是一种不断活动的历程，各部分成为一种有生机的整体形式，彼此动态地关联在一起……此种活动的历程是阴与阳的相互变动，在时间的历程中来实现自己。文化立场、心态作为一种做学问的态度或方法对诠释的效果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国社会等级间的流动较快，这是文官政治的基础。前者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或对象的全体及内在诸因素的联系性、系统性。
例如所谓内在与超越的关系，学界讨论有没有内在超越，或者说超越就一定是外在的吗？关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天人之学中加以探讨。五是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象数思维，直觉体悟的问题。此正是王夫之所言：天地之间，流行不息，皆其生焉者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虽经过胡适、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冯契、萧萐父、汤一介、李泽厚、陈来等数代专家学者的耕耘，这一学科仍处在成长与发展之中。
这可以说是萧老师方法学思考的理论贡献。格义的前提，即是佛教与我国原始哲学的观念有某种一致性，以及意义间的可通约性。
萧老师重视训诂、考据，文献学的研讨，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一直到校勘、辨伪与辑佚等，重视资料、文献的鉴别、爬梳与点校。此外，长期以来，日本、朝鲜、越南的学者对于四书、儒学也有自己不同的诠释，并在此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哲学家承认人是理性的，人可自然地知道实在或道。（二）、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我们不能把西方哲学定于一尊。